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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宏观经济与房地产市场”研讨会综述

发布时间:2017/02/26 基地动态 浏览次数:14

在国际上,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凯恩斯主义崛起,宏观经济管理重点突出总需求管理政策,强调政府对宏观经济的干预,由此欧美政府长时间偏好财政政策;而上世纪70年代滞胀之后,货币主义开始盛行,新凯恩斯主义也开始重视和强调货币政策,欧美政府相应开始更青睐货币政策。目前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时至今日欧美主要国家或地区仍然深受危机之困,无法自拔,而国内,我国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期,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推进,房地产市场调控越来越严厉。如何在如此纷繁的宏观世界中把握宏观经济和房地产这一热点问题,就值得持续深入探讨。

为探讨上述问题,2013年12月30日,“第四届宏观经济与房地产市场研讨会(2014)”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如期举行。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动态》杂志社和北京大学中国都市经济研究基地联合举办。研讨会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辉主持,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刘伟教授、校长助理黄桂田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动态》主编兼社长杨春学研究员,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王祥武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杂志常务副主编郑红亮,北京工商大学研究处处长宋冬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胡怀国研究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董志勇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李国平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助理蓝庆新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蔡志洲研究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李绍荣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王大树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李虹教授等数十位专家学者就我国宏观经济的特点、宏观调控走势、房地产市场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中国宏观经济思考

刘伟教授指出,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走过35年之后,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提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入地推进改革?35年来中国的经济成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2010年则是一个标志性年份。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第一次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人均GDP第一次(按照世界银行划分的标准)从下中等收入阶段进入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但中国到了这个阶段,经济增长上和经济发展上出现的问题,也确实需要深刻地反思。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失衡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从1978年到1998年上半年,将近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失衡主要是短缺经济基础上的需求膨胀,通货膨胀压力大,我们长时期里采取的都是适度紧缩的宏观政策。而从1998年下半年以后一直到2010年10月的这十多年中,除了个别年份之外,对中国经济增长均衡的最大威胁主要是需求疲软,特别是内需不足。加之,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影响中国,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则对中国产生了更大冲击力。相应地,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就以扩大内需为重点,采取了扩张性的政策。而我们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过去分阶段出现的,也就是说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乏力这样两个不同时期分别出现的问题,如今同时聚集到了中国经济当中来。这种聚集同时发生,使我们的宏观政策非常难以选择:宏观政策是扩张还是紧缩?这使我们处于两难的境地。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董志勇教授用“谨慎乐观”四个字来概括对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预判。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苏剑副教授从多方面阐述了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问题。首先,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趋势,他认为:第一,长期劳动力供给总量呈减少趋势,分析预测中国2010年-2030年20-60岁人口总量的变化情况可以发现,未来中国劳动力的总供给量将开始下降。具体而言,2015年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到达峰值,随后逐步减少。到2019-2022年将较为稳定。因为这段时间的退休人群出生于1959年-1961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出生率较低。2022年以后中国劳动适龄人口将出现急剧下降。发展到2023年-2030年,年均劳动适龄人口减少量约为1000万人。第二,劳动力市场出现结构性问题。在当下的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大学生劳动力供给在增加,而农民工劳动力供给在减少,高级技工劳动力供给长期不足。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高级技工劳动力的需求将日益强烈,而对普通大学生劳动力的需求已经饱和。这就导致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问题。第三,对未来中国劳动力供给变化产生影响的预判。总体上劳动力短缺与大学生就业难并存;中国的工资水平将持续快速增长;由于工资上涨,中国将出现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鉴于中国的工资上涨将是长期性的,所以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将是以后中国经济的常态;由于工资上涨,企业利润空间受到压制,经济增长率将继续下滑。

其次,国际宏观经济形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第一,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难以有效推动美国经济的复苏。促进美国经济恢复的真正原因可能来自供给方面,比如新能源革命。美国对页岩气资源的大力开发导致美国国内能源价格快速下降。有研究表示,能源价格下跌对美国经济的刺激作用已经持续了整整一年。但是,当能源价格下跌的冲击作用被市场充分吸收之后,供给因素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刺激也将告一段落。照此推断,如果不能发掘出新的经济刺激因素,美国经济的增长将缺乏持续性。第二,日本与欧洲经济。对日本与欧洲经济发展趋势的预判是,虽然缺乏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但也不存在经济下跌的空间。因此总体而言,未来日本与欧洲的经济将会比较平稳。以日本经济为例。虽然日本现在奉行主打宽松货币政策的安倍经济学,但是实际上流动性陷阱已经在日本存在长达二十年之久。预计量化宽松政策不会给日本经济带来明显的刺激。与此同时,日本还面临一个挑战。那就是,美国量化宽松的政策退出之后,可能引发全球资金流向美国的流动。届时,日本经济将存在爆发债务危机的风险。按照现在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国债占GDP比重高达250%。日本经济之所以在如此之高的债务率下仍然没有出现危机,就是因为各国经济普遍处在执行量化宽松政策时期,银行基准利率较低。一旦全球银行基准利率上涨,日本国债的利息率也将随之上升。这将大大提高日本经济出现债务危机的可能性。第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国际经济前景总体来说不好不坏,对中国的出口影响不会产生巨大变化。2014年中国出口可能维持现状。对此蓝庆新教授则认为2014年中国的出口压力将变得更大。他认为,在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大背景下,欧洲各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已经开始凸现,比如德国的通货膨胀水平现在已然很高。基于此,欧洲各国可能会产生一个通货紧缩的冲动,继续维持较低的利率水平将存在较大风险。日本经济的情形与之类似。虽然,目前日本经济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是日本国内市场的物价已经开始上升。2013年,日本的CPI大约上涨了2%。所以,日本经济同样有转向通货紧缩的冲动。除此之外,日本还通过日元汇率贬值的办法拉动出口。最近一年,人民币兑日元汇率升值超过了20%。这无疑将给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市场带来很大压力。如果中国的出口结构短期内没有改变,依旧过度依赖发达国家市场,那么2014年中国的出口压力将变得更大。

最后,在全面深化改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方面,苏剑副教授认为,作为党中央最新出台的一项中长期政策,全面深化改革将对中国2014年的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第一,对经济主体的影响。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多数措施是对中小企业有利的,而且政策发挥作用的周期较短。这是因为,现阶段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较快,具体办法已经呼之欲出。毫无疑问,金融体制改革对中小企业而言是利好的,对大型企业和大型银行而言将产生负面影响。所以,2014年的中国经济将因经济主体活跃程度的改变而发展巨大变革。第二,对利率市场化的影响。虽然中国的利率还没有全面市场化,但是通过互联网金融和一些理财产品,中国存款利率的市场化已经开始推进,而且占有市场的份额越来越大。除此之外,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可能减少流入中国的外汇,从而导致中国货币发行的减少。在以上两个原因的共同作用下,2014年中国利率上升的可能性较大。利率上升将对中国经济产生的两方面影响。其一,导致供给紧缩。利率上升将加大企业融资的成本,加剧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雪上加霜的是,中国经济目前的大背景是劳动力供给短缺,所以2014年工资极有可能进一步上涨。利率上涨将在工资上涨的基础上加剧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其二,导致需求紧缩,抑制投资需求。此前,中国公众的投资渠道过少,因而大多数投资集中在房地产行业。如果存款利率上升,公众就有了一个新的、相对收益较高的安全投资渠道。这或许将对房地产投资需求产生影响。

基于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供给、需求双紧缩的风险,苏剑副教授认为调控政策应该是供给、需求双扩张。具体而言:第一,给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减税。利率市场化有利于小企业的发展,但是会对大型企业和大型银行产生束缚。大型企业的资金规模较大,利率上升将导致大型企业融资成本的迅速上升,使其面临巨大的负面冲击,这样对中国经济整体的发展不利。第二,加大改革力度。特别是加大对中国经济有正供给冲击的改革力度。第三,扩张货币。从供给管理政策角度看,通过货币扩张降低利率将降低企业资金成本,从而增加供给。从需求管理政策角度看,货币扩张可以通过降低利率来刺激投资。第四,增加政府购买。

张辉副教授认为1978年改革开放至1998年这二十年时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进程中所特有的产业和区域结构效应即资源从效率低、增长速度慢的产业和地区向效率高、增长速度快的产业和地区转移所形成的结构效应,而1998年之后我国经济在资源基本按市场原则达到生产力边界配置要求下,进入了以全行业和全地区效率提升为基础的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该持续加速阶段将持续22年左右,也就是说中国在2020年之前仍然将会处于一个高速增长周期。若考虑目前国内主要省市在产业结构高度或工业化进程方面呈现明显的三个阶梯的区域差异性,那么我国工业化加速进程在空间上将呈现此起彼伏的发展态势,如此一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周期即使在2020年左右完成工业化后,还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期。例如,目前,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工业化指数都大于1即已经完成工业化,处于后工业化阶段;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化指数介于0.5和1之间,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指数介于0和0.5之间,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

李虹教授认为政府干预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对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和结构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即使是在发达的经济市场体制,法律健全、市场公平竞争完备的情况下,环境问题和能源问题也存在市场失灵。中国最近十几年来不但减少了对能源的补贴,而且补贴重点也有所改变。

二、中国城镇化进程探讨

杨春学研究员认为中国城镇化很多是人为的城镇化,是要地不要人,即只征收农民的土地,但并不采取措施将农民市民化,不提供培训或就业机会。之所以存在“要地不要人”的现象,是因为地方政府仅仅考虑财政收入和区域GDP增长,而忽略了居民的生活水平。但真正的城镇化是应该给予住宅、基础设施,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城镇化的核心不是GDP的增长,而应该是改善居民的生活状态,要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

董志勇教授将中国城镇化问题总结为四点:第一,中国的城镇化有17%是伪城镇化;第二,中国的城镇化存在三类倒挂问题: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产业严重滞后;第三,城镇化进程中大城市病和农村病同时并存;第四,留守儿童问题是严峻的农村病。

李国平教授认为,应该对现在中国的城市发展有一个客观认识。不可否认,中国的城镇化发展速度非常之快,但是问题同样很多。1978年中国城镇化水平非常低,只有17.9%,2012年达到52.2%。参考发达国家的经验,城镇化处在30%-70%之间应该是城镇化进程加速发展时期。因此,理论上目前中国城镇化的发展速度还可以继续加快。但是,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城镇化水平一年增长1个百分点,就是1300多万,这相当于中等规模国家的整个人口数量。并且,城镇化最重要的是过滤了第一产业,劳动力进入第二产业和服务业。中国城镇化进程中,首当其冲的是就业问题。目前的经济状况难以支撑每年1000多万的城镇新增人口。因此,根据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能够合理接纳劳动力的上限推进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才是较为客观理性的。

李国平教授进一步分析认为:第一,中国的城镇化是不完全的城镇化。目前专家学者对于中国城镇化的基本共识是,中国的城镇化是一个不完全的城镇化。因为现阶段中国52%的城镇化水平中有16个点是农民工贡献的,而农民工实际上没有完全被市民化,统计上只要在城市居住6个月以上就可以算作城市人口。更糟糕的是,城镇化本应该意味着获得了更好的生活水平,但是统计数据显示,来到城市后生活改善的农民工比例非常之低。所以过快地把农民赶进城绝对不是一件好事。第二,中国未来十年是挤水分的城镇化。未来十年,中国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应当注意挤去水分,强调速度适度、规模适度。从数量上零增长的城镇化将给予中国的转型升级一定时间,长远看会更有好处。因为中国城镇化水平1个点的变动都会对整个世界的劳动力市场和经济格局产生不可逆的影响。正如我们对未来GDP增速的预期不会永远停留在保8%,到一定阶段时,改善结构性问题就应该代替追求发展速度而成为城镇化进程中的主要任务。到2020年,中国最理想的状况是城镇化水平不突破60%,控制在55%-60%之间比较合适。不过,目前各地方都在努力维持1.5%左右的城镇化进程。按照这个速度,202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有可能达到65%。如前所述,中国的人口基数非常之大,最终能不能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提供充分的就业岗位就将至关重要。因此城镇化发展速度要严格控制,避免激进式地推进城镇化进程。第三,城镇化存在问题。中国的很多城市在服务业领域缺乏经济效益。城市的迅速扩大导致城市人口密度过低。以中国西部某省会城市新区为例,在20分钟的车程内甚至找不到卖水的地方。参照香港、新加坡等国际的大都市的经验,城市应是服务业高度集中的特定空间。与之相反,中国现在城市空间扩展范围很大,但是没有形成经济效益,最终难以产生融合。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地方政府有动力去开发新区。因为土地价格上涨,可以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国现在的城市发展现状可能和地方土地财政有着直接的关联。因此出现了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的城镇化,而事实上土地开发远远超过了一个城市所需要的土地的供应。

李国平教授认为在大城市发展中应该坚持多中心的发展思路。尽管大城市存在雾霾、交通拥堵等一系列问题,但并不能因此一味地控制大城市的发展。这一方面是因为城市的发展难以控制;一方面是因为城市规模必须遵循一定的自然规律。据统计,中国市区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已经超过102个。这些大城市普遍出现了单中心集聚所导致的问题。例如北京市,总面积1.64万平方公里,常住总人口2100多万,并且还在不断增长,但是人口增长和产业发展、就业机会增加是不同步的。很多大城市在郊区修建大量房屋,但是产业没有同步进行转移,大量的就业仍聚集于城市中心,这就是很多城市问题的症结所在即没有就地实现居住与就业的平衡问题。针对大城市,我们倡导多中心网络化发展。多中心的发展,一方面可以解决市中心人口过密造成的城市病,另一方面又可以顺应城市经济规模的规律,追求分散化的规模经济。不过,目前城市博弈的结果往往是单中心发展模式。例如,北京如果把经济活动都集中在四环以内,四环就是一个大的中心,是单中心,但如果70%、80%不在四环以内,顺义有一个中心、大兴有一个中心、房山有一个中心、通州有一个中心,这样就形成了多中心。进一步来看,北京的问题是、不仅仅是经济功能过于集中,而且文化功能、政治功能,等也有过度集中的问题。对此,北京的一些城市功能应该适度的向河北或天津延伸。需要注意的是,多中心模式下各中心间的距离不能过近,否则随着城市的发展,各中心又会连点成片,以郊区新城进一步“摊大饼”。因此不同中心之间要保持一定的空间尺度。当然,解决城市问题的时候,政府首先要有很好的规划,并且规划后要能够有效的执行,这是对政府的考验,政府应该协调好市场利益和公众的生活品质的关系。

李国平教授认为目前中国很多中小城市发展空间堪忧。目前很多中小城市就进入了一个怪圈——城市的开发空间越来越大,越容易出现产业没有支撑的情况。原因在于城市的开发大量依靠举债进行,因此这些城市往往通过卖更多的地来还债。因此需要有人口来扩大城市的规模,很多人口在百万以下的城市都希望能够增加人口。目前放开中小城市户籍制度的政策某种程度上有利于解决中小城市人口不足的问题的,有了人口规模,才会有一定的经济活动和税收。可见经济的增长可能也受控于人口问题。人口问题、经济问题的存在导致一个“房”的问题。中小城市如果不是旅游城市,又不是沿海城市,房价一定不会涨,至少相对于物价上涨方面,房价一定是下降的,因此不看好中小城市的房地产业。

董志勇教授以山东沂蒙山区为例对中小城市发展后劲问题提出了质疑。他已山东一个农业县为例,该县没有火车和高速,发展非常落后,但是在过去十多年,很多贫困农民来到城镇务工(这些人没有能力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来,只能就近)。随着大量该类农民集聚到城镇经商务工等活动,该类中小城市目前也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并没有出现城镇化后劲不足的问题。

三、中国房地产市场研究

张辉副教授认为2002-2012年,我国商品房的均价涨幅为145%,核心城市商品房均价涨幅为220%;全国主要城市地价涨幅达332%,土地财政收入从0.54万亿增长到2.85万亿,几乎占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房地产百强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了近18倍,复合增长率达到38.7%,净利润均值则增长了近26倍。房地产价格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这引发了社会不满,激化了一些矛盾,房地产调控的呼声很高。现有的调控政策虽多管齐下,但成效并不显著,多数政策实施后并未达到调控预期。症结在于中央与地方财政利益关系没有协调好。对此,我国房地产短期调控,应该首先,维持现有调控政策不能轻易变动。自2010年至今,中央政府针对房地产行业陆续出台了包括“国十条”和“国五条”等一系列调控政策,限购、限贷、限价三管齐下,同时大力推进保障房建设,调控政策取得了一些成效。在当前房价有回暖的大势下,更加应该向市场释放出维持现有调控政策不变的信号,促进市场投资者的做出合理判断,促进房地产价格的理性回归。其次,适度活跃二手房交易。适度活跃二手房交易,利用市场自身的力量促使交易价格均衡化和合理化,能改善二手房市场低迷的情况,达到扭转政策的反效果的目的。中长期来看,应该加快经济转型,由粗放发展模式向创新发展模式转进;警惕地方政府强制推行的“城镇化”;深化税制改革,推动税制均衡;有效增加土地供给。

冯科副教授认为中国宏观经济与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密不可分,需要综合分析研究。具体而言,虽然2013年中国经济的整体增长速度已经开始放缓,但是出现了两次“钱荒”。银行间隔业拆借利率最高时达到30%,成交价格达到28% 。因此,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的情况可以概括为“经济冷,金融热”。目前,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约有110万亿,由此来看银行存款的数额并不算少。在这样的背景下仍然频繁出现“钱荒”,与房地产市场过热引发的投资扭曲密切相关。中国房地产市场之所以能够吸引大规模的资金,是由于中国市场主体创新能力的缺乏。这是中国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决定的。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行列,要素价格开始上涨,但是企业缺乏相对应的创新能力,难以消化要素价格的上涨。中国经济因此存在一定的下行风险。这样中国经济就需要用城镇化来缓冲经济的快速下行,等待创新机制来拉动经济,最终迈入新型工业化发展的轨道。在这样的逻辑下,中国的资金只能投向房地产市场。但是纵观国际社会,所有进入现代化的国家都是依靠工业化的繁荣,因而中国也不可能通过房地产的繁荣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所以长久之计,提升中国市场主体的创新能力才是下一阶段发展中国经济的必由之路。

冯科副教授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目前面临的核心矛盾是,高价城镇化与低价工业化的对立。所谓低价工业化,是指低附加值或者根本不创造价值的工业化。所谓高价城镇化,集中体现在城市的高房价。高价城镇化与低价工业化畸形并存的后果是,城市工厂雇员的低薪根本无法负担城市的高房价。合理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应是高价工业化与低价城镇化,调整现行不合理的成本结构。做大这一点,必须坚持再工业化与创新工业化。当然,造成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扭曲的根源还在于长期遗留下来的中央—地方不合理的财税体制。这在本质上是一个是金融问题。因此,若想缓解房地产市场的扭曲,要义不在于需求管理而是供给管理。与其限购、限贷、限价,不如增加土地供给、金融供给。所以,现阶段政府应该放松对房地产企业资本市场融资的管制,开放再融资市场。

董志勇教授,认为目前不应该征收房产税:第一,房地产税按照经济学定义是土地所有者对土地增值及上面建筑物增值带来的税收,所以在逻辑上政府要征房地产税,就成了谁拥有土地就向谁征税去,政府给自己征税,这个逻辑没搞清楚;第二,房屋的评估缺乏合理有效的机制;第三,房地产税在税种设计是不带来增值,只有折旧的税种;第四,房地产税应该依据房屋的类型征税,据研究北京房屋类型是26种,交过土地出让金的商品房、没有交纳土地转让金的等等,不同类型的房屋,用同样的方式征税是不合理的。

冯科副教授认为房产税在实行之时应当遵循新老划断的原则,即,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现在上海市采取的政策就是这个版本,规定新购房屋人均面积超过60平米时起征房产税。就目前而言,房产税在三年内难以施行。这是因为:第一,今年房地产投资对中国GDP的贡献仍然很大,出于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动机,政府短时期内不会起征房产税;第二,中央限制公款消费的八项规定出台后,政府投资大幅减少,财政预算出现盈余。到2013年11月30日止,政府财政预算仅用去2000亿,还有1.7万亿资金没有投放。所以,现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已经由“松紧搭配”变成“双紧”的组合。而2013年的预算节余势必会在2014年给政府带来更多资金,故政府出台房产税的时间并非极其紧迫。

李绍荣教授指出,中国房价上涨的动力不仅仅源自市场。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中国,房屋尽管没有私人所有权,却拥有居住等实际用途。房屋可以消费,是一种投资品。居民认为房屋是财富所在,对房地产的投资需求始终旺盛。因此虽然在理论和主观愿望上,政府也希望调控房价,但是政府的调控措施却很难落实。

冯科副教授认为2014年房地产市场将趋于平稳。根据统计,2013年中国70座大城市的房价销售面积(一手房)的上涨幅度36%-52%,其中,在1-11月份的上涨幅度中,有36%-52%的份额得益于购买二手房未满五年时需缴纳20%契税。例如,购买北京中关村一套价值630万元的住房,需缴纳契税155万元(包括中介费)。这无疑让居民更加倾向于购买一手房,导致一手房销售面积飙升,价格爆涨。因而,预计明年一手房的出售价格会持续升高,但是涨幅有所下降。

冯科副教授认为长期看房地产泡沫将伴随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而走向破裂。2013年,为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政府宣布出台“单独两孩”政策。这无疑将增加新出生人口总量,但是,人口的释放毕竟有一个滞后性。按照日本的经验,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极有可能在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且城镇化、工业化结束之时破裂。最有可能的时间节点出现在2020年前后,届时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接近20%。大约在同一时间,中国也将基本完成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

综上,此次论坛与会专家学者从各个侧面综合讨论了当今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等,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和研究展望。

(作者:张辉 刘铠维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100871)